竹竿

又是OFFER飞的季节。今天知道一个好朋友进了HBS，非常高兴，一是为他前途无量高兴，而是祝贺他能和女友团聚，真是人财两得阿。未来丈母娘丈人估计也越看她越顺眼了。另一个朋友也为学费和选择学校发愁，大家都要为了求学背上一屁股债了，俗话说的好，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怕，更何况为读书借钱，和孔乙己偷书一样，斯文。不过突然间大家都回到熟悉的地方读书，这次我倒比第一次读书更感觉举目无亲了，

清明的这天杭州下了很大的雨，风也挺大，昨天和今天倒是风和日丽。昨天去西湖边的时候，本来以为前一天夜里雨密风骤，桃花都会被打到西湖里去，没想到还是一株桃花一株柳。情人们坐满了湖边的凳子，就依偎着坐在石坎上。人不少，风景不错。暖风熏得游人醉，久违了多年的杭州的春天。只可惜每周工作六天。希望有朋友趁杭州天还好来玩玩，我也好有个借口请个假。

难得记个流水日记。

     一个中学同学今天突然告知学校要改制改名，弄得沸沸扬扬。

     想起那么些年来的求学经历，我的学校还都真挺有意思的。我的中学同学问我小学是哪里的，我说“卖鱼桥小学”，结果很多人都笑这个名字。其实那地方地名就要卖鱼桥，在京杭大运河边上，不远处也有一个集市。

     到了大学里，碰到不是杭州的同学，朋友，会问你是哪个中学的。我说“杭州外国语学校”。他们会问，哦，是杭州外国语大学的附属中学吧？其实杭州没有杭州外国语大学。要不就问，你是学什么语的啊。其实杭外也就是一个一般的中学，当年除了英语也不学其它外语。

     如果当年毕业去的是浙大，那么我的野鸡学校生涯估计也就告一个段落了，可惜我的大学，比前两次更“野”。首先，很多人不能理解什么是“文理学院”，其次，大家实在不觉得高露洁大学除了和牙膏有关系还能干什么，当然，人家不把我的母校当个克来登大学我已经很庆幸了。

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朋友们去了STANFORD, HARVARD, MIT,在国人心目中等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我呢，马上要去伦敦商学院，跟道上的朋友们一说LBS,竟然还有人说，哦，你去LSE啊。至于大部分中国人和美国人，更不知道LBS是怎么回事了，那些商学院都是著名大学的附属分校，LBS又算什么呢？我曾经非常震惊于两个朋友选择去耶鲁商学院而不去TUCK（好歹TUCK也比YALE强得多得多，背后也还算有一个IVY撑腰），可想到我这一张张不被人认可的野鸡文凭，说不定是别人聪明我太傻。

    我对我的中学怀有很深的感情，但也有点受不了现在一些学生不那么收敛的骄傲和过度自恋。LBS的FACEBOOK GROUP里有人还硬要夸FT里最新的NUMBER 1 RANKING.说实话我自己都不信,还不如低调点，和INSEAD, CHICAGO一起混混。倘若我的中学可以叫浙大附中，我的大学可以叫纽约州立大学分校，我的MBA可以叫剑桥大学商学院。。。。。。。。。也许只有下辈子了。其实野鸡也挺好，不必拉不下面子，野鸡中学毕业的去个野鸡大学也没什么，野鸡MBA毕业的，从基层干起也没什么埋怨，是金子总能发光，是头猪吃糠总能壮。

以前中学食堂里有个标语，叫"WE EAT TO LIVE, NOT LIVE TO EAT"。可见学校食堂真是个不懂得招揽客户的地方，不过他们也不愁。因为学生不许中午出学校，唯一的竞争就是学校围墙边的小饭店的后窗。每到中午，就能看到一些为了自由的人们排起了队，等肉丝跑蛋和宫保鸡丁。但自由的代价是5块，太高，于是更多的人为了生存继续吃食堂饭。现在想想，那条标语除了思想教育，更是食堂牛气的宣告，为了活着，我怕你不吃？

 

这样的事在中国一直很多，不过老实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能那么牛的地方越来越少。说不定下次回食堂的时候，就改成了"WE LIVE TO EAT, NOT EAT TO LIVE".

 

不过二师兄的肉到是金贵了许多。具体为什么二师兄的身价见涨，猜测很多，有的说是因为大面积瘟疫（当然政府不是这么说的），有的说是因为饲料价格上涨(没办法，美国人民突然爱环保了，要往自己的SUV里加点玉米，全世界饥饿的人民就勒勒裤带吧)。当然，我还有一种理论。开发商让房子涨价了，卖猪的不乐意了，卖多少头猪才能换个猪圈大小的一个地方阿，于是卖猪的涨价。卖色拉油的见卖两斤油也吃不上猪肉，回家被老婆骂了，于是卖色拉油的把心一横，也涨价了。然后那些吃不起色拉油天天肚子里都只有汤水的也纷纷调价，为了一定得吃上炒菜，于是乎CPI 7.1%了。据说因为所有东西都涨价，小姐降价了，可惜统计局没有办法让她们为CPI下降做贡献。

 

人民币汇率又开始动了，一下子到了7.14，接着又跳到7.10。仿佛老要向CPI看齐，拉拉关系。我坚决支持人民币升值，反正我那几个小钱也贬值不到哪里去。有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让我很困惑，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说中国外汇储备会因此贬值。比方说300亿美金，如果从1：7变成1：6的话，外汇储备就“损失”了1/7。当然，我只有一个本科经济学的文凭，不过这300亿美金如果用来买美国的大豆，牛肉，飞机，股票，好像一斤都不少，用来买法国LV倒少了，不过那个是美金对欧元贬值的问题，和人民币无关。我实在看不出来外汇“损失”到哪里去了，莫非外汇储备不是来买外国人的东西的？咱卖了几十亿件衬衫给外国人换回来的钱，是用来问咱自个再买衬衫的？那不是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么。至于对外贸的冲击，看看WALMART里MADE IN CHINA的货物就知道“理论上”升值导致出口会降低，美国经济下降会导致中国低端出口降低，是拍脑袋/屁股想出来的教条主义。美国经济下降了，对其它货币贬值又那么严重，应该更加喜欢廉价的中国产品吧。美国人要我们升值就升值吧，别做了雷锋还被人怨。看看升值了美国通货膨胀了，美国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还吆喝什么。至于老拿日本升值和经济泡沫破裂说事的人，似乎应该好好研究因果关系，别看了人家亲嘴生孩子就连和别人亲嘴都怕了。我倒知道如果人民币美金1：4的话，进口的石油，玉米，大豆也都会便宜很多。吃玉米大豆的二师兄一定重归平凡，老百姓吃肉的一定会更多，卖肉的小姐一定会更少，价格更高。

 

其实说白了人民币也没升值多少，美元贬值到这地步，人民币对欧元反而贬值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唯美元马首是瞻，好像我们和日本和欧洲的贸易量都不小。政府那么急着叫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多少多少，不知道是叫给谁听的。有时候也想，或许是政府知道现今中国肥胖率过高，所以利用政策故意让大家少吃肉，吃得更健康，或许政府觉得小姐价格太高，满足不了广大男性的性福，所以关爱男性同胞。

 

政府说了升值要小步快走， 所以我还是不写了，多攒点钱，赶紧大步快走两步，把攒下来的美金换成人民币，接下来等政府走到我面前了。

按：国内的，国外的论坛里，见得最多的就是地域坑。歧视“乡下人”，“外地人”，“农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对歧视的反应也许是表面的沉默，但内心的愤怒和仇恨遇到火种总会爆发，然后大家一起完蛋之后重新演绎这个悲剧。当代的中国社会，由于权力/经济产生了新的阶层分化，并且可悲的是在各种政策下这种泾渭分明的隔离慢慢沉淀下来。感谢我的出身是农民，让我学会不歧视他们，感谢我的留学经历，让我这个”洋民工"懂得体谅在城市奋斗的异乡人的艰辛。这篇新闻很多地方都有转载，也不知道最初出处是哪里。我觉得与其拙劣的写点评论，还不如直接贴上来。里面提到法国的新移民问题，虽说算是不同文化种族的，也算殷鉴不远。

 

当农民工对尊重与认可说“要”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二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赫然出现在身边：他们与乡村渐行渐远，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正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不论他们是第几代。

　　三个农民工“第二代”的故事

　　广东：20岁的阿昊—“当时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了理智。”

　　阿昊来自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8月7日晚，激愤之下的他砍伤了自己打工的工厂—潮州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当时跟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昊说。

　　近四个月来，阿昊一直在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过年可以休息外，整年只能休息五、六天。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对此，他有点内疚，“过年我都没钱给家里买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很窝囊。”

　　7岁时，阿昊的父亲外出打工。读三年级时，阿昊的母亲也随父亲来到广东，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昊的肩膀上。每天放学后，阿昊不仅要帮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水稻收割时还要亲自下田收割稻谷。但由于阿昊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2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昊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他接到了广东。

　　起初，在一家橡胶厂上班的父亲将阿昊介绍进了厂里上班。每天上10个小时班，工资每月500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昊告诉父母，在工 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昊进入了另一家橡胶厂，工作时间一样，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在新厂工作近一年，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同事发现，阿昊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一段时间后，父母得知阿昊去找在当地做混混的老乡，当即劝导他和那些人“划清界限”。责骂 终于让阿昊清醒了过来。

　　“他们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在外面做不正当的事情为生。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阿昊看来， 他们的生活过得“就跟流浪汉一样”。阿昊记得，到这家织袋厂工作以后，那一批人曾多次来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厂里管得太严了，根本没有办法”，但出于 义气，他仍然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请几个人吃了一顿，每个人都吃得狼吞虎咽。

　　事实上，尽管竭力保持距离，阿昊始终无法摆脱与这些不良老乡的交往。去年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干那些事” 的场面。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昊在找工作、困难时，除了老乡，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一开始，老乡教他抽烟，呛得他半晌说不出话，现在心情不好时，已是烟不离手。跟着老乡泡了几次网吧，阿昊又迷上了网络，“我知道很花钱，但那里太吸引人了”。

　　而他后来伤人的刀，也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干事”的时候用的。这一天，因为喝同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32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2000元。8月7日晚上，阿昊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刀，砍在了主管的身上。

　　伤人后，阿昊选择了自首，在被送进羁押室前，他的双腿一直在发抖。

　　“你那么恨他吗？”“不是，他虽然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是很凶的人吗？”“不是，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理智了。”

　　“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都在外面。”

　　“你觉得穷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吗？”“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那是什么？”“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看到城里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高楼，我们在下面看，看得脖子都酸了，都看不到人家。”

　　“你喜欢城市吗？”“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离它太远了。

　　杭州：22岁的叶露—“能赚更多的钱。过舒服的生活，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叶露来自四川德阳。22岁的她年轻稚气，紧紧扎在脑后的马尾走路时不停地晃动，两只手随意地插在衣兜里，一如杭州街头的普通女孩。但让记者好奇的是，名叫叶露的她有被老乡叫做“露露”的，也有叫做“晓娟”的。

　　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的叶晓娟随着一帮姐妹外出打工。起初，在一家工厂做装配。不到半年，她觉得工厂的工资太低，又在郊区，“跟本就不算进到 了城里”。于是，经人介绍，叶晓娟在杭州一家火锅店做起了服务生，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她终于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了”。慢慢地，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 气，想了好几天，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叶露。

　　变成叶露以后，她又做了一件让老乡们掉眼珠的事情：花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三星翻盖手机，还配上了五颜六色的手机链。那年年底要回家之前，又去烫了个爆炸头，还染成了红色。老乡都说，跟着叶露过马路绝对没错—司机一看：红灯停，赶紧慢一慢……后来也不知是便宜的染发剂褪色太快，还是其他原因，叶 露又扎回了马尾。但第二年过年，她却没有回家。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回家越来越没意思了。大冬天冷得要命，地上到处都是稀泥。我妈还让我下地摘白菜，结果我专门买来过年的一双靴子，硬是被泡变形了；电视信号不清楚，还经常停电；除了打麻将吃瓜子，连个逛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跳槽，他们说我不安分，迟早吃大亏……”

　　言谈中，她还爆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我妈非要我介绍村里的一个对象，我一听就烦。有本事的人都出来了，谁还留在家里呢？”现在，叶露的第三任 男朋友是从安徽来的一个小青年，在杭州延安路的一家手机卖场做推销，据说看得她“很紧”。“他不喜欢我现在美容店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这种事情我自己有分寸，以后我还打算开一个美容店，做老板。”

　　叶露转过的地方很多。“杭州那些好玩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玩遍了，我倒更愿意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去龙翔买点衣服什么的。”其实叶露的朋友也不多，她 交往的人不外乎：男朋友、同乡、美容店里的同事、网友。 同乡中，叶露联系上的有四、五个，有的当服务员，有的跟亲戚卖服装，有的呆不下去去了别的地方。“今年就已经走了一个。”

　　“我想和当地人打交道，对自己的日后会有帮助。”叶露说。谈及对杭州的最初印象，“杭州很漂亮，很干净，但杭州人有钱，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本地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我觉得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我想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叶露说，“家乡是不想回去的了。”

　　“这里比家乡好吗？”“当然啦。各方面条件都不能比，但老家的人比较好，大家都熟嘛。”

　　“以后打算留在这里？”“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留下来了。但这个很难，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不过如果运气好能赚到大钱的话，再买个房子……不过这里的房子太贵，听说很多当地人都买不起……”

　　上海：11岁的蕾蕾—“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丰庄西路一家卖菜的小店里，青菜、萝卜、大米杂乱地摆放着，一位中年男人正忙着帮人切猪肉。蕾蕾在小店后面的房间里做着功课，合上作业本的时 候，她把比卡丘的闹钟拨到了5点45分，放在用报纸、广告页糊了好几层的“书桌”上。“爸爸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们不想吵醒我。我醒了也会装着睡。”11岁的蕾蕾个头不大，却令人心疼地懂事。

　　蕾蕾的老家在湖北黄石，出生第三年，她就随打工的父母进入上海，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蕾蕾现在的家在上海首批旧城改造动迁人口导入地 区—嘉定区真新街道城乡接合部一间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这里租了两间屋子，前面是卖菜的铺子，后面自己住。从小，蕾蕾坐着三轮车跟父母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和玩伴们在市场里长大。

　　去年，蕾蕾被迫离开了曾经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学校被勒令拆掉了。同时，上海取消了外籍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借读费。由此，她进了区 里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可是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蕾蕾每天6点不到就得起床，一个人坐公车，花费近一个小时到学校，为此她上课常常打瞌睡，精神很难集中。 转到新学校后，蕾蕾参加了平生第一次春游，看到了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对此她很兴奋。

　　两个月后，蕾蕾参加了第一次大考，语文95分，是班里的第一名。她很开心，觉得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小看她了。但同学们好像还是不愿意和她一块玩。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蕾蕾参加，蕾蕾要么一个人去玩单杠，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 在学校里，对于父母是做什么的，蕾蕾一直小心地掩饰着。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还是知道了。

　　有一天，作为小组长的蕾蕾照例开始收同学的作业本，组里一个男生因为功课没做好，迟迟不肯把作业本拿出来。蕾蕾问他为什么不交，男生反骂道： “臭民工你管得着吗？”“臭民工怎么啦？”伤了自尊的蕾蕾当即一脚踢到了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狠狠推了她一把，两个人差点扭打起来。平时有心事，在学校里受了委屈，蕾蕾都不愿意告诉父母，那天回家却忍不住哭了。

　　尽管新学校条件比原先好得多，蕾蕾还是很想念原来的学校。家里附近有一所很有名的民工子弟学校—嘉定行知学校，去年爸爸就有意让她转到这里，但当时人早就已经招满了。“爸爸说，明年再看看能不能让我去那儿上学。”蕾蕾眨巴着眼睛说。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辛苦，爸爸的手总是很脏、还脱皮。我希望他们也有单位。以后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 “我想读大学，在写字楼里上班。”

　　“你觉得自己是城市人吗？”“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无根”的一代

　　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个问题困扰着蕾蕾，同样令“颇有一些阅历”的阿昊和叶露不知所措。而现在，更多的人称呼他们为“农民工‘第二代’”—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或随父母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20多年来，农民工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他们承载着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重任，一方面又逐渐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 “特殊阶层”。如今，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2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 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与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宁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 成为他们的“共识”。但父辈遭遇的“特殊性”、“边缘性”却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使这一代人的境遇更为尴尬：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 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组织调查的专家们心酸。

　　“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份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有专家认为。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着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反映 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将近80%的人表示想留下来。对于这个问题，阿昊、叶露、蕾蕾的答案同样惊人地一致。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而其他方面的依恋却在减少。“我不敢去那里，虫子特别多，吓死我了。我心里直哆嗦，生怕掉下去。”蕾蕾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回老家，硬是不肯上那里的厕所，最后还是跑到田地里解决了。

　　然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无法向上提升自己，只能生活在迷茫与彷徨中。“他们 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着较大的文化冲突。”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教授吴鲁平说。

　　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自卑、自尊、差别、迷惘逐渐在他们心里根植，在人生最为美好的阶段里，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 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面对陌生的环境，人 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学校、家庭的约束鞭长莫及，心理上的不适、浓厚的团伙意识使一些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犯罪来满足自己对利益 的渴求。

　　2007年2月28日晚9时，在无锡打工的贵州人陈宏、李君等人酗酒后又到歌舞厅，发生纠纷后购买刀具俟机报复，女友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 架、还敢杀人”，陈宏即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并对素昧平生的王渊连戳多刀—在一系列差距的冲击下，越来越多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以犯罪的极端方 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要么学习差，无心读书，要么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　

　　未来在哪里？

　　有专家表示，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更明白民主和平等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比如，按照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民工子女是被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校门之外的。对和蕾蕾一样随着父母“迁徙”的民工子女来说，能进一所较好的公办 学校上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很多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一个小女孩这样讲述她离开公办学校的故事：“做操的时候我先回到教 室。他们回来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心里特别难受，谁也没说，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民工子弟学校来了。”

　　然而，即便是这类为他们特别开设的学校，也常常处于“饱和”状态。杭州市天成教育集团是当地民工子弟学校的开创者，社会影响力颇大。“每年招生 额满后还是有很多学生来报名，但我们实在解决不了。”副校长倪建宏告诉记者。今年8月底，江干区仍有500多名即将读一年级的民工子女找不到学校，区里只 能将其分流，最终仍不能解决的，只能选择回老家上学。

　　在杭州，类似于天成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30多所，但仍远远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而在它们当中，更不乏一些管理不甚规范的学校。即使像天成这样声誉不错的民工子弟学校，也面临着校区规模萎缩的境况。今年，天成教育集团的一个校区因为城市建设拆迁而被撤销，学生只能被安置到新塘、常 青、黎明其他3个校区。有关部门也想过异地重建，但考虑到与学生家庭的“就近原则”，想法又被取消。

　　从更广的层面看，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明显薄弱许多，也更具有“特殊性”。在天成学校副校长倪建宏的一周安排里， 家访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许多家长觉得只要把孩子放到学校就可以了，却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倪建宏说，“比如，学校4、5点放学，学生到家却已经 晚上7、8点了，这段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和谁打交道，谁也不清楚。这个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来教育。”

　　正如倪建宏所说，对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而言，与学校教育同样缺失的，还有家庭教育。这也是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共性”：他们跟用工单位除工作 以外的联系很少，跟父母的交流也很有限。他们多有“留守子女”的经历，即使成年后外出和父母在同一城市打工，也多因父母自身素质所限或工作、住宿上的原因，相互间缺乏交流、沟通。这种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使他们几乎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

　　而在一些外界因素的刺激下，这种状态更愈恶化。1995年北京曾颁布过一个《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条款中表明：“本市使用外地人员的行 业、工种，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需求状况，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全市有100多个工种不 允许外来人员进入。

　　事实上，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农民工的遭遇和他们的父辈并无太大差异。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选择珠海、中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一次专项调研活动，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的制约使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不能实现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同工不 同酬、欠薪问题时有发生，超时加班成为家常便饭；户籍制度使他们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观念上的歧视使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如今，在城乡二元化格局中，农民工“第一代”已经被定格，但被称为农民工“第二代”的群体却是刺眼的。

　　一个“刺眼”的群体影响会有多大？启示来自两年前。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为了躲避警察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不幸触电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整个法国陷入 “二战以来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漩涡之中。分析人士介绍，参加骚乱的大都为14岁到20岁左右的北非和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虽然 有法国国籍，但并不能真正享受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

　　“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 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他们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爱和关怀。”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心理失衡问题， 并试图有所作为。这些尝试包括：给农民工“第二代”提供心理辅导；法律“绿色通道”为他们撑起保护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借读费，辟出公办学校专门招 收流动人口子女，等等。

　　2007年7月，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一些长期在城里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将有望落户城里—尽管居住证到底会惠及多少人，目前 的测算还没有开始，而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将优先予以落户的条款也决定了这一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向普惠。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个没有经验的领域。但这也 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

　　12月1日这天，来自河南新乡原阳镇的杨建军领到了嘉兴市嘉善县新居民管理局颁发的第一批《专业人员居住证》。按规定，持证15年以后，他可以被准予落实当地城镇户口。但对于25岁的杨建军来说，这个绿本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兴奋。

　　“只是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里，在留下的那边加重了砝码，让已经开始不安定的心有了一点点安稳的感觉。”杨建军说。

变成哑巴很久了，不是因为工作忙，而是因为炒股了。有事干了，有盼头了就不容易发牢骚。假如股票和电视一起算收视率的话，一定勇拔头筹。

 

买股票大半年，因为保守的天性，钱没赚多少，倒真的大开眼界。除了到处推销的股评家和算命先生，见识了半夜鸡叫，见识了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垃圾股洪流，见识了股民对庄家的爱戴和对送股“填权”的坚定信念，更看到了北京儿童银行上市造就的年轻大富翁。

 

昨天又看到了国内券商写投资报告的本领。人有多大胆，股有多大产。说故事也好，编故事也好，所谓的价值投资在指数的冲击下只剩下了遮羞裤。台湾股市从1000点涨到12000点，又在9个月里下泻到2700点，我不敢说中国股市要跌，因为我的错误判断已经让俺的话在损失了机会的爹娘那里一文不值。既然不能跟广大群众共赴盛宴（当然不到最后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吃的还是被吃的），我还是拿个板凳看免费的娱乐节目吧。

 

顺便说说国内的投资报告，昨天看了一篇。你瞎编一个MULTIPLE VALUATION也就罢了，一定要来一个DCF VALUATION。WACC竟然是8％！！！，做SENSITIVITY TEST的时候，这老兄估计自己也知道，只敢用＋－0.25%,就有＋－8％的上下误差，如果是＋-2％的话，估计估值起码掉30％。这算不算投资界的春秋笔法？当然，通过WACC 8%我们可以推定几点，1是中国绝对不存在通涨，二是和美国比，中国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应该在美国投资工厂利用他们丰富的劳动力。

 

当然了，根据我的观察，最后的结论是，投资一定要跟党走，如果有可能最好跟党中央走，实践证明中国的BUFFET一定在政治精英中诞生。

也许我们喝的水是脏的

呼吸的空气是脏的

但是因为有了党的关怀

我们的书，报，电影，文学历史艺术，

通通比蒸馏水还纯净。

 

 

 

 

 

 

叫小思同学写了之后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灵感，放一个以前想到的东西，四月底前补交作业。

 

我要

走过最贫瘠的黄土地

把我的心

装满黄金。

 

 

 

看了想笑的就笑，想吐的别呛着，哈哈。

未能免俗。

加了一个星期班，总算到了星期六，虽然下午还是得去。

熬上了粥，本来是最闲适的时候，想写点前几天想到的东西。

然后为了在国内和父母谈到的某事查了些资料，突然开始混乱。

 

自从了解到“自己认为知道的时候并不一定知道”，我就开始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了。自从知道不能够以偏盖全用别人的自己的经历来揣测结果，我就开始怀疑了，怀疑别人说的是不是真相，还是局部的事实。想得越多，怀疑的越多，怀疑别人的总结，怀疑自己的认识。从前的时候也问很多问题，但是其实不怎么在乎，问了别人，问了自己，然后就忘了，也不去想答案。这几年，越来越多得试图解答，而不是提问。越想解答，越对自己的答案忐忑，怀疑，再没有提问时的轻松。

 

以前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在我身体里的另外一个他写的。政治经济哲学，于我何关，他穷开心而已。本来要说他住在我脑子里，想起有一个人特别喜欢拿我肚子说事，老是说我肚子大，是啤酒肚－－天地良心，还差得远呢，不过那好吧，就算他住在我肚子里，可不是我怀的。小时候，一到了夏天吃西瓜，吃完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总喜欢拍打我的肚子，咚咚咚，好像买西瓜时挑到一个好瓜一样。（有六块腹肌的同学莫要尝试，小心内伤）。当然，以前我还喜欢捶自己的胸膛，比金刚差一些，不过还算有声有色。（同样，胸腔较小，身材单薄的同学免试，小心内伤）。    

 

说这个，是因为我怀疑他是因为那个时候被我击打所以怀恨在心，所以现在来报复我，另外也因为当时被我打得脑震荡了，所以表现那么不正常。

 

他是一个思考的怪物。其实很多时候我不想思考，思考太累了。更何况思考50％对行动有利，思考99.9%就什么事都干不了。好比你从A地到B地想怎么过去，想来想去想到地球是圆的，然后又考虑到底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才是更短的弧线，等你想明白了估计天也黑了还是上床睡觉哪里都别折腾去了。

可是他就是一天到晚不停的思考，然后那些古怪的东西就侵占了我的内存，影响了正常的运作。好好一顿饭，得考虑吃饭对生命的意义，然后考虑生命对社会的意义，再考虑社会对宇宙的意义，最后发觉想不出了再考虑考虑为什么自己会思考这些东西。

 

 

以前爸妈教育总是尽量要考虑周到，防备周全，有备用方案ABC。可以说狡兔三窟，也可以说算无遗策，而且我自认看大趋势的眼光还成。所以我虽然不是最聪明的，更不是最刻苦的，一步一步到现在基本该要达到的都达到了。外人看起来也特正常，该有的基本都有了。只有我自己觉得总是少点什么，和正常人比。

 

一旦追求抽象了，就不那么容易安排了，迷乱。

 

我做那些年龄测验的时候，除了年龄老是大的一塌糊涂，总是成熟程度一般，老化程度严重。我不会跳过了成熟期直接老化了吧。听人说，小孩不能吃人参，大补了之后以后就不会发育了，会僵掉。联想到某人母亲说的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有意思，我是不是也僵了？

别人的父母告诫他们孩子的教诲，经常让我很有感触，自己爹娘说过什么，倒不太记得，为什么？有时候想想，我父母不强迫我干什么，却总是用道理说服我。可惜我这屁孩，那么多年下来，虽然理智地无违庭训，是不是总有点不服气和逆反心里呢？在此，特别谢谢某个父亲，虽然你未必知道你说的很多话让我听去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请你吃一顿谢师宴，或者喝碗茶。自己爸妈就不谢了，怪肉麻的，还不如给我妈多买盒SHISEIDO,给我爸再整个照相机。说句实话，不知道拿我爹娘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报答，不知道怎么算考虑。如果一切听话就算是孝顺，那也忒傻了。如果只是做两个菜，洗几回碗，那也太简单了。古有忠臣也有良臣，孝也有愚孝和贤孝吧？有人说男孩子从打架中学会了互相相处，是不是应该从反叛中学会和父母相处？

           

我也有想去干这些，干那些的冲动，大多数的时候把那些冲动想过，说过，然后忘却，到底是青春期躁动的平息，还是理想的破灭？

 

好了，解答我一个问题的，我做一道菜。最近积累的菜谱比以前多了。另外，考虑到对本人不信任的和口味不一样的，20串串儿或者5杯啤酒也成。

嘴里叫我要休息我要休息，拼命加班；嘴里叫我要平淡我要平淡，努力奋斗；嘴里叫我要看破我要看破，执着郁闷；嘴里说我特迷惘我特迷惘，追求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