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ank さんのプロフィール竹竿フォトブログ |  ツール  ヘルプ |
|
|
3月8日 肉价以前中学食堂里有个标语，叫"WE EAT TO LIVE, NOT LIVE TO EAT"。可见学校食堂真是个不懂得招揽客户的地方，不过他们也不愁。因为学生不许中午出学校，唯一的竞争就是学校围墙边的小饭店的后窗。每到中午，就能看到一些为了自由的人们排起了队，等肉丝跑蛋和宫保鸡丁。但自由的代价是5块，太高，于是更多的人为了生存继续吃食堂饭。现在想想，那条标语除了思想教育，更是食堂牛气的宣告，为了活着，我怕你不吃？
这样的事在中国一直很多，不过老实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能那么牛的地方越来越少。说不定下次回食堂的时候，就改成了"WE LIVE TO EAT, NOT EAT TO LIVE".
不过二师兄的肉到是金贵了许多。具体为什么二师兄的身价见涨，猜测很多，有的说是因为大面积瘟疫（当然政府不是这么说的），有的说是因为饲料价格上涨(没办法，美国人民突然爱环保了，要往自己的SUV里加点玉米，全世界饥饿的人民就勒勒裤带吧)。当然，我还有一种理论。开发商让房子涨价了，卖猪的不乐意了，卖多少头猪才能换个猪圈大小的一个地方阿，于是卖猪的涨价。卖色拉油的见卖两斤油也吃不上猪肉，回家被老婆骂了，于是卖色拉油的把心一横，也涨价了。然后那些吃不起色拉油天天肚子里都只有汤水的也纷纷调价，为了一定得吃上炒菜，于是乎CPI 7.1%了。据说因为所有东西都涨价，小姐降价了，可惜统计局没有办法让她们为CPI下降做贡献。
人民币汇率又开始动了，一下子到了7.14，接着又跳到7.10。仿佛老要向CPI看齐，拉拉关系。我坚决支持人民币升值，反正我那几个小钱也贬值不到哪里去。有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让我很困惑，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说中国外汇储备会因此贬值。比方说300亿美金，如果从1：7变成1：6的话，外汇储备就“损失”了1/7。当然，我只有一个本科经济学的文凭，不过这300亿美金如果用来买美国的大豆，牛肉，飞机，股票，好像一斤都不少，用来买法国LV倒少了，不过那个是美金对欧元贬值的问题，和人民币无关。我实在看不出来外汇“损失”到哪里去了，莫非外汇储备不是来买外国人的东西的？咱卖了几十亿件衬衫给外国人换回来的钱，是用来问咱自个再买衬衫的？那不是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么。至于对外贸的冲击，看看WALMART里MADE IN CHINA的货物就知道“理论上”升值导致出口会降低，美国经济下降会导致中国低端出口降低，是拍脑袋/屁股想出来的教条主义。美国经济下降了，对其它货币贬值又那么严重，应该更加喜欢廉价的中国产品吧。美国人要我们升值就升值吧，别做了雷锋还被人怨。看看升值了美国通货膨胀了，美国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还吆喝什么。至于老拿日本升值和经济泡沫破裂说事的人，似乎应该好好研究因果关系，别看了人家亲嘴生孩子就连和别人亲嘴都怕了。我倒知道如果人民币美金1：4的话，进口的石油，玉米，大豆也都会便宜很多。吃玉米大豆的二师兄一定重归平凡，老百姓吃肉的一定会更多，卖肉的小姐一定会更少，价格更高。
其实说白了人民币也没升值多少，美元贬值到这地步，人民币对欧元反而贬值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唯美元马首是瞻，好像我们和日本和欧洲的贸易量都不小。政府那么急着叫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多少多少，不知道是叫给谁听的。有时候也想，或许是政府知道现今中国肥胖率过高，所以利用政策故意让大家少吃肉，吃得更健康，或许政府觉得小姐价格太高，满足不了广大男性的性福，所以关爱男性同胞。
政府说了升值要小步快走， 所以我还是不写了，多攒点钱，赶紧大步快走两步，把攒下来的美金换成人民币，接下来等政府走到我面前了。 （转贴）农民工第二代问题透视：底层化意识加剧按：国内的，国外的论坛里，见得最多的就是地域坑。歧视“乡下人”，“外地人”，“农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对歧视的反应也许是表面的沉默，但内心的愤怒和仇恨遇到火种总会爆发，然后大家一起完蛋之后重新演绎这个悲剧。当代的中国社会，由于权力/经济产生了新的阶层分化，并且可悲的是在各种政策下这种泾渭分明的隔离慢慢沉淀下来。感谢我的出身是农民，让我学会不歧视他们，感谢我的留学经历，让我这个”洋民工"懂得体谅在城市奋斗的异乡人的艰辛。这篇新闻很多地方都有转载，也不知道最初出处是哪里。我觉得与其拙劣的写点评论，还不如直接贴上来。里面提到法国的新移民问题，虽说算是不同文化种族的，也算殷鉴不远。
当农民工对尊重与认可说“要”的时候，人们发现第二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已赫然出现在身边：他们与乡村渐行渐远，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正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不论他们是第几代。 三个农民工“第二代”的故事 广东：20岁的阿昊—“当时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了理智。” 阿昊来自贵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8月7日晚，激愤之下的他砍伤了自己打工的工厂—潮州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当时跟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阿昊说。 近四个月来，阿昊一直在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过年可以休息外，整年只能休息五、六天。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几百块。”对此，他有点内疚，“过年我都没钱给家里买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很窝囊。” 7岁时，阿昊的父亲外出打工。读三年级时，阿昊的母亲也随父亲来到广东，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昊的肩膀上。每天放学后，阿昊不仅要帮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水稻收割时还要亲自下田收割稻谷。但由于阿昊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2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昊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他接到了广东。 起初，在一家橡胶厂上班的父亲将阿昊介绍进了厂里上班。每天上10个小时班，工资每月500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昊告诉父母，在工 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昊进入了另一家橡胶厂，工作时间一样，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在新厂工作近一年，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同事发现，阿昊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一段时间后，父母得知阿昊去找在当地做混混的老乡，当即劝导他和那些人“划清界限”。责骂 终于让阿昊清醒了过来。 “他们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在外面做不正当的事情为生。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阿昊看来， 他们的生活过得“就跟流浪汉一样”。阿昊记得，到这家织袋厂工作以后，那一批人曾多次来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厂里管得太严了，根本没有办法”，但出于 义气，他仍然拿出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请几个人吃了一顿，每个人都吃得狼吞虎咽。 事实上，尽管竭力保持距离，阿昊始终无法摆脱与这些不良老乡的交往。去年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干那些事” 的场面。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己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昊在找工作、困难时，除了老乡，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一开始，老乡教他抽烟，呛得他半晌说不出话，现在心情不好时，已是烟不离手。跟着老乡泡了几次网吧，阿昊又迷上了网络，“我知道很花钱，但那里太吸引人了”。 而他后来伤人的刀，也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干事”的时候用的。这一天，因为喝同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32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2000元。8月7日晚上，阿昊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刀，砍在了主管的身上。 伤人后，阿昊选择了自首，在被送进羁押室前，他的双腿一直在发抖。 “你那么恨他吗？”“不是，他虽然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是很凶的人吗？”“不是，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没有了，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失去理智了。” “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都在外面。” “你觉得穷真的让人难以忍受吗？”“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那是什么？”“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看到城里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高楼，我们在下面看，看得脖子都酸了，都看不到人家。” “你喜欢城市吗？”“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离它太远了。 杭州：22岁的叶露—“能赚更多的钱。过舒服的生活，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叶露来自四川德阳。22岁的她年轻稚气，紧紧扎在脑后的马尾走路时不停地晃动，两只手随意地插在衣兜里，一如杭州街头的普通女孩。但让记者好奇的是，名叫叶露的她有被老乡叫做“露露”的，也有叫做“晓娟”的。 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的叶晓娟随着一帮姐妹外出打工。起初，在一家工厂做装配。不到半年，她觉得工厂的工资太低，又在郊区，“跟本就不算进到 了城里”。于是，经人介绍，叶晓娟在杭州一家火锅店做起了服务生，虽然每天很辛苦，但她终于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了”。慢慢地，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土 气，想了好几天，索性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叶露。 变成叶露以后，她又做了一件让老乡们掉眼珠的事情：花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三星翻盖手机，还配上了五颜六色的手机链。那年年底要回家之前，又去烫了个爆炸头，还染成了红色。老乡都说，跟着叶露过马路绝对没错—司机一看：红灯停，赶紧慢一慢……后来也不知是便宜的染发剂褪色太快，还是其他原因，叶 露又扎回了马尾。但第二年过年，她却没有回家。 “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回家越来越没意思了。大冬天冷得要命，地上到处都是稀泥。我妈还让我下地摘白菜，结果我专门买来过年的一双靴子，硬是被泡变形了；电视信号不清楚，还经常停电；除了打麻将吃瓜子，连个逛的地方都没有；我说要跳槽，他们说我不安分，迟早吃大亏……” 言谈中，她还爆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我妈非要我介绍村里的一个对象，我一听就烦。有本事的人都出来了，谁还留在家里呢？”现在，叶露的第三任 男朋友是从安徽来的一个小青年，在杭州延安路的一家手机卖场做推销，据说看得她“很紧”。“他不喜欢我现在美容店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些地方不干净，这种事情我自己有分寸，以后我还打算开一个美容店，做老板。” 叶露转过的地方很多。“杭州那些好玩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玩遍了，我倒更愿意和朋友一起逛逛街，去龙翔买点衣服什么的。”其实叶露的朋友也不多，她 交往的人不外乎：男朋友、同乡、美容店里的同事、网友。 同乡中，叶露联系上的有四、五个，有的当服务员，有的跟亲戚卖服装，有的呆不下去去了别的地方。“今年就已经走了一个。” “我想和当地人打交道，对自己的日后会有帮助。”叶露说。谈及对杭州的最初印象，“杭州很漂亮，很干净，但杭州人有钱，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这样的印象以后不断得到印证：“坐公车，你如果碰一下外地人，说声对不起就没事儿，要是碰到本地人就没那么简单了。”“但我觉得有能力就在好的地方生活，我想别人有的我都应该有。”停顿了一会，叶露说，“家乡是不想回去的了。” “这里比家乡好吗？”“当然啦。各方面条件都不能比，但老家的人比较好，大家都熟嘛。” “以后打算留在这里？”“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想留下来了。但这个很难，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不过如果运气好能赚到大钱的话，再买个房子……不过这里的房子太贵，听说很多当地人都买不起……” 上海：11岁的蕾蕾—“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丰庄西路一家卖菜的小店里，青菜、萝卜、大米杂乱地摆放着，一位中年男人正忙着帮人切猪肉。蕾蕾在小店后面的房间里做着功课，合上作业本的时 候，她把比卡丘的闹钟拨到了5点45分，放在用报纸、广告页糊了好几层的“书桌”上。“爸爸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他们不想吵醒我。我醒了也会装着睡。”11岁的蕾蕾个头不大，却令人心疼地懂事。 蕾蕾的老家在湖北黄石，出生第三年，她就随打工的父母进入上海，生活、成长、受教育都在城市里。蕾蕾现在的家在上海首批旧城改造动迁人口导入地 区—嘉定区真新街道城乡接合部一间大片逼仄的平房里。她的父母在这里租了两间屋子，前面是卖菜的铺子，后面自己住。从小，蕾蕾坐着三轮车跟父母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和玩伴们在市场里长大。 去年，蕾蕾被迫离开了曾经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学校被勒令拆掉了。同时，上海取消了外籍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借读费。由此，她进了区 里的一所公办小学读书。可是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了，蕾蕾每天6点不到就得起床，一个人坐公车，花费近一个小时到学校，为此她上课常常打瞌睡，精神很难集中。 转到新学校后，蕾蕾参加了平生第一次春游，看到了电视里才能看到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对此她很兴奋。 两个月后，蕾蕾参加了第一次大考，语文95分，是班里的第一名。她很开心，觉得这样同学们就不会小看她了。但同学们好像还是不愿意和她一块玩。下课后几个女生跳皮筋，从不让蕾蕾参加，蕾蕾要么一个人去玩单杠，要么识趣地留在教室里写作业。 在学校里，对于父母是做什么的，蕾蕾一直小心地掩饰着。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还是知道了。 有一天，作为小组长的蕾蕾照例开始收同学的作业本，组里一个男生因为功课没做好，迟迟不肯把作业本拿出来。蕾蕾问他为什么不交，男生反骂道： “臭民工你管得着吗？”“臭民工怎么啦？”伤了自尊的蕾蕾当即一脚踢到了对方桌角。对方也毫不示弱地站起来狠狠推了她一把，两个人差点扭打起来。平时有心事，在学校里受了委屈，蕾蕾都不愿意告诉父母，那天回家却忍不住哭了。 尽管新学校条件比原先好得多，蕾蕾还是很想念原来的学校。家里附近有一所很有名的民工子弟学校—嘉定行知学校，去年爸爸就有意让她转到这里，但当时人早就已经招满了。“爸爸说，明年再看看能不能让我去那儿上学。”蕾蕾眨巴着眼睛说。 “现在的愿望是什么？”“爸爸妈妈很辛苦，爸爸的手总是很脏、还脱皮。我希望他们也有单位。以后我能住在一幢大楼里，有自己的房间。” “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呢？” “我想读大学，在写字楼里上班。” “你觉得自己是城市人吗？”“不知道。回老家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上海来的，在这里他们又说我是乡巴佬。” “无根”的一代 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个问题困扰着蕾蕾，同样令“颇有一些阅历”的阿昊和叶露不知所措。而现在，更多的人称呼他们为“农民工‘第二代’”—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务工或随父母生长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20多年来，农民工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他们承载着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的重任，一方面又逐渐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 “特殊阶层”。如今，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又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2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 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与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宁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 成为他们的“共识”。但父辈遭遇的“特殊性”、“边缘性”却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使这一代人的境遇更为尴尬：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 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道：中国人。这个结果令组织调查的专家们心酸。 “他们在城市生活，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份子，或许应该称他们为‘城市新市民’。”有专家认为。但迄今为止，还很难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市民”两个字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依然在延续着父辈的孤岛化生活。 但与上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满足于被当作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很难作出和父辈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北京某报的一份调查反映 出了这一强烈趋势：对于将来想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将近80%的人表示想留下来。对于这个问题，阿昊、叶露、蕾蕾的答案同样惊人地一致。 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回到家乡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而其他方面的依恋却在减少。“我不敢去那里，虫子特别多，吓死我了。我心里直哆嗦，生怕掉下去。”蕾蕾告诉记者，有一次她回老家，硬是不肯上那里的厕所，最后还是跑到田地里解决了。 然而，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小圈子里—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无法向上提升自己，只能生活在迷茫与彷徨中。“他们 遭遇到城市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排斥，工作收入低且不稳定，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处在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又面临着较大的文化冲突。”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教授吴鲁平说。 生活在一系列尖锐又集中的差距中，自卑、自尊、差别、迷惘逐渐在他们心里根植，在人生最为美好的阶段里，他们经历着其他同龄人不曾经历的压力和挣扎。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这会造成对自己身份的不明，我是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 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而这种边缘化的感觉和意识，反过来又会阻碍他们重回主流社会的步伐。 “成长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无法认定自己，他们就是漂泊的人，何为漂泊？就是自律性降低，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面对陌生的环境，人 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学校、家庭的约束鞭长莫及，心理上的不适、浓厚的团伙意识使一些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不正当的手段甚至犯罪来满足自己对利益 的渴求。 2007年2月28日晚9时，在无锡打工的贵州人陈宏、李君等人酗酒后又到歌舞厅，发生纠纷后购买刀具俟机报复，女友一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 架、还敢杀人”，陈宏即持刀冲向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并对素昧平生的王渊连戳多刀—在一系列差距的冲击下，越来越多农民工“第二代”选择以犯罪的极端方 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要么学习差，无心读书，要么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 未来在哪里？ 有专家表示，与父辈相比，农民工“第二代”更明白民主和平等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比如，按照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民工子女是被拒斥在城市正规学校校门之外的。对和蕾蕾一样随着父母“迁徙”的民工子女来说，能进一所较好的公办 学校上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很多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一个小女孩这样讲述她离开公办学校的故事：“做操的时候我先回到教 室。他们回来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心里特别难受，谁也没说，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民工子弟学校来了。” 然而，即便是这类为他们特别开设的学校，也常常处于“饱和”状态。杭州市天成教育集团是当地民工子弟学校的开创者，社会影响力颇大。“每年招生 额满后还是有很多学生来报名，但我们实在解决不了。”副校长倪建宏告诉记者。今年8月底，江干区仍有500多名即将读一年级的民工子女找不到学校，区里只 能将其分流，最终仍不能解决的，只能选择回老家上学。 在杭州，类似于天成这样的民工子弟学校有30多所，但仍远远无法满足急剧增长的流动人口的需求。而在它们当中，更不乏一些管理不甚规范的学校。即使像天成这样声誉不错的民工子弟学校，也面临着校区规模萎缩的境况。今年，天成教育集团的一个校区因为城市建设拆迁而被撤销，学生只能被安置到新塘、常 青、黎明其他3个校区。有关部门也想过异地重建，但考虑到与学生家庭的“就近原则”，想法又被取消。 从更广的层面看，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明显薄弱许多，也更具有“特殊性”。在天成学校副校长倪建宏的一周安排里， 家访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许多家长觉得只要把孩子放到学校就可以了，却忽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倪建宏说，“比如，学校4、5点放学，学生到家却已经 晚上7、8点了，这段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和谁打交道，谁也不清楚。这个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来教育。” 正如倪建宏所说，对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而言，与学校教育同样缺失的，还有家庭教育。这也是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共性”：他们跟用工单位除工作 以外的联系很少，跟父母的交流也很有限。他们多有“留守子女”的经历，即使成年后外出和父母在同一城市打工，也多因父母自身素质所限或工作、住宿上的原因，相互间缺乏交流、沟通。这种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使他们几乎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 而在一些外界因素的刺激下，这种状态更愈恶化。1995年北京曾颁布过一个《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条款中表明：“本市使用外地人员的行 业、工种，由市劳动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市劳动需求状况，以本市城乡劳动力不能满足用工需要为原则确定，并予以公布。”由此，北京全市有100多个工种不 允许外来人员进入。 事实上，尽管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即使有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第二代农民工的遭遇和他们的父辈并无太大差异。2007年，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选择珠海、中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等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一次专项调研活动，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策和不成文规定的制约使大多数农民工第二代不能实现公平择业；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同等的劳动力资格，同工不 同酬、欠薪问题时有发生，超时加班成为家常便饭；户籍制度使他们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观念上的歧视使他们缺乏对城市的认同。 如今，在城乡二元化格局中，农民工“第一代”已经被定格，但被称为农民工“第二代”的群体却是刺眼的。 一个“刺眼”的群体影响会有多大？启示来自两年前。 2005年10月27日，两个北非裔法国青年为了躲避警察追踪躲进一个供电站不幸触电身亡，事件随即引发了大规模的全国性骚乱，整个法国陷入 “二战以来破坏最严重、波及面最大的社会动荡”漩涡之中。分析人士介绍，参加骚乱的大都为14岁到20岁左右的北非和非洲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虽然 有法国国籍，但并不能真正享受和法国人一样的权利。 “法国移民第二代与中国农民工‘第二代’是十分接近的。中国要考虑如何让农民工后代融合到城市社会中。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民工不诉苦，不 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不，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发表很强烈的要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Jean—Philippe Beja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开启他们平等、光明的视线，使他们的人生朝向温暖、爱和关怀。”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心理失衡问题， 并试图有所作为。这些尝试包括：给农民工“第二代”提供心理辅导；法律“绿色通道”为他们撑起保护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消了借读费，辟出公办学校专门招 收流动人口子女，等等。 2007年7月，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一些长期在城里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将有望落户城里—尽管居住证到底会惠及多少人，目前 的测算还没有开始，而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将优先予以落户的条款也决定了这一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向普惠。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个没有经验的领域。但这也 不仅仅是浙江的问题。 12月1日这天，来自河南新乡原阳镇的杨建军领到了嘉兴市嘉善县新居民管理局颁发的第一批《专业人员居住证》。按规定，持证15年以后，他可以被准予落实当地城镇户口。但对于25岁的杨建军来说，这个绿本并没有带给他太多的兴奋。 “只是在留下还是离开的选择里，在留下的那边加重了砝码，让已经开始不安定的心有了一点点安稳的感觉。”杨建军说。 11月9日 腐败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某报上一个休闲娱乐的广告因为召集大家“腐败”而被责令撤下。 腐败是个在报刊上曝光率很高的明星，几乎天天见面。今天光临哪个县的县委书记，明天接见哪个交通，建设局的局长，最近更是和大量郴州和上海的同志套近乎。而且随着以南方周末为首的娱乐报纸上曝光率的提高，它的身价也水涨船高。五六年以前，万儿八千就能搞定出场费，现在和国际接轨以后出场费频频曝出千万和亿级的新高，而且势头勇猛。而它的各种花边新闻也日新月异，从茅台，中华到金条金币，桑拿按摩到高尔夫，小姐二奶，越来越人性化。 腐败倒不是政府官员的专利，它也成了我们普通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末呼朋喝友去哪个新馆子小撮一顿，打打牙祭，FB一回；假日和亲人去水清沙幼的旅游胜地度假几天，放松心情，FB一把；或者只是偶尔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玩具，冲动消费一次，FB一刻，享受瞬间的满足感。腐败是辛劳工作之余生活的润滑剂。所以好朋友见面，必说，你去哪里腐败了？最近有什么新的腐败的地方么？今天去哪里腐败啊？一个人的腐败数量和质量，和生活滋润程度息息相关，而这类腐败除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仅不危害社会家庭，还拉动了内需，创造了就业。 当然，就象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语，你在院子，弄堂里会听到张三李四们互相攀比着自己的“腐败”业绩，可在会议发言时，没有一个政府官员会夸说自己腐败——人民公仆谈起腐败的时候一定是在“反腐”，要攀比也只能攀比“反腐”的力度。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腐败经过宣传曝光打击之后，反而火上加油，愈演愈烈。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虽然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人人喊打，可是人民群众偏偏把生活的享受冠名“腐败”，对此孜孜以求――如此官员的集体反腐又怎么抵的过广大人民的集体追腐。 当然，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就让“腐败”仿佛一夜之间被招了安，从杀人放火的草寇成了锦袍高冠的大臣，从止小儿夜啼的吃人魔王成了人人仰慕的成功人士了呢？是人民群众怎么打也打也不着，于是也打了腐败的旗号聊以自嘲？还是腐败太顽强，越打越旺，打到最后人民群众累了，麻木了，羡慕了？于是好比《水浒》里一样，既然怎么都灭不了梁山的悍匪们，不如给他们顶帽子，一起喝酒，一起吃肉。 最近几年，伴随腐败出场的总有“小姐”。以前读小说的时候，只有大户人家谈吐不俗的千金，才能称为“小姐”。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无怪乎腐败那么成功了。
3月11日 人质事件我一直觉得人质事件是最难处理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从古代来说吧，武侠小说里的经典场景之一，就是坏人甲拿着一把剑指着女主角A, 对一号男主角说，“把剑扔了”，于是宝剑落地。“把左脸伸过来让我打一下”，于是“pia!"，”把右脸也伸过来“－卡！错了，这不是圣经，应当是自断一臂，或者是自废武功。最后解决的办法我记不得了，不过除了少数悲情结尾，大多数时候还是奇迹发生，坏人伏法－－男女主人公退隐山林，也许少一条胳臂当杨过。当然，对于奇迹以外的大多数可能性，我通常只是心里哆嗦一下，然后忘却。
前一阵子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结果许多人起早贪黑走两三个小时的路上下班，寒风中的BROOKLYN BRIDGE上，排起了一条长龙。领居们开始和各自打招呼，开LEXUS, BMW的人开始招呼素不相识的人上车，用一句老话说，是“人间处处有温暖，地铁无情人有情”阿。（车要三人以上才放行）不久以前，加拿大电力工人也威胁大罢工，最后工人阶级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完满解决。在几次罢工的时候，政府，媒体都提到了一个词，绑架。资本主义和他们控制的无良媒体侮蔑工人阶级绑架了城市，挟持了民众，然后利用给民众造成的不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对世界工人阶级充满同情，但是毕竟人家是开汽车，住小洋房的工人阶级，我不操那份心。
这阵子国内讨论的大热点之一是医疗改革，医疗体制。自从美丽的北方城市哈尔滨传出百万天价医药费的新闻之后， 对医疗乱收费的声讨一直没有停止，连卫生部”高部“（注：高强副部长）都加入了群众的行列，谴责无良医生和医院。医疗界的红包，药品回扣，是公开的秘密。手术前给医生红包，就好像去庙里上香一样，是一个保佑平安的仪式。我倒是觉得，医疗保险应该把红包也报销了，才能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的心理压力。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想收红包，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会收红包，不过到今天这份上，许多不收红包的医生不敢不收，在手术后退回，为了是减轻病人家属的思想负担，不收家属不放心。病人为什么对高药价，不合理收费和红包“放心”呢。通常从病人和家属那听的最多的一句是：”人在他们手里”。DUHH...(我觉得美国人这个象声词好多了，还不知道中文咋翻）。人人都怕被穿小鞋，更何况这小鞋，可能自己或者亲人一穿就进太平间了。好比一个每天被主人毒打的奴隶，某天住在派出所里，也求派出所的警察同志先打他几鞭，不然睡觉不安生，做梦都怕还要起来遭罪，病人的恐惧，何至于斯！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人质事件。不过给了赎金的同时，绑匪会尽量保证人质的安康。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应当肯定大多数医生有这样的道德风范，我们是不是因此庆幸而骄傲？
网上报上对医生骂声一片，我可以理解，毕竟谁对绑匪都是咬牙切齿。可是基于我有几个好朋友都是出生医生世家，父母又有不少医生朋友，我决定通过采访其他绑匪，来了解一下绑架的起因，看看是不是和欠薪工人杀人，跳楼等一样，也有悲惨的故事。（新闻报纸也是，工人就工人了，TMD还一定要“民工”，”农民工“，你台里欠记者一年工资试试，照样把台长啥了，也不得新闻记者采访跳楼同行“。我还是一个中国到美利坚的农民工呢！）于是我来到杭州欧洲名品街上，采访了正绑架了病人甲的梅钱不已医生。（以下对话Y是我，Q是他。）
Y:”梅医生，梅同志，你别激动，把刀放下，有话好好说！“
Q:“你滚，你是谁！，让他们把钱拿来，20万，一分不能少，少了我立马叫他见红！想当年我是我们医大风云第一刀，你们不信试试！“
Y:"我信，我信。钱正在路上，银行的同志说得他们午休结束了才能取钱，你等等。你别激动，我们说说话好么？”
Q:"说说说，有什么好说的，老子都快完蛋了，老婆要离婚，你给我说个媳妇来！“
Y:"不会不会，那怎么可能呢。不过我确实好奇，您技艺高超，受人尊敬。相比收入也不错，何必走到这一步呢？您如果心里有苦，我回头就给你报道报道".
（这厮手里的刀松了一松，突然又紧了一紧，看了我两眼，觉得我还慈眉善目，才又松了一松。）
Q:好个屁，你当我一年到头有多少钱么。那几个死工资，还不如人家电信看机房的一年福利费呢。你当我愿意坑人啊，你当我愿意多开药费？可医院有指标啊，不达到指标考评奖就没有。我吃什么喝什么啊。哪个医生不想救死扶伤，可我不开药我自己没活路了啊。你说说看，那狗娘养得中国移动，硬说我手机订了每个月的有偿短信息”保先讲座每日一句”，扣我50一个月，投诉都没人管。我不想象香港医生那样开宝马，可别说宝来，我那一个月工资还买不了几辆永久。看病的都住了房，我自己还买不起一个平方？！
Y:是，我知道你的委屈，我这不过来了么。可你们院长怎么能那么做呢，医药如何能和工资挂够，这种狗院长，你应该举报，我给你曝光。让你们工资奖金，按时到手！
Q:不许你骂我们院长！我们院长也难做啊～唉。老实巴交一个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从小受教育是只救人，不图利。我当初刚进来也骂他不知廉耻。可是前几天他开职工大会，自己都哭了。医院大大小小那么多张嘴，还有欠费的，急救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不开药，医院吃什么，医院没钱，大家吃什么。这几年房价蹿的块，医生护士都不敢谈恋爱，咱多努力一两年，争取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说的我自己都心酸那，我老婆就是不想再跟我租房了，才闹离婚哪。
Y:可那也不成啊，医院是非营利性机构啊。卫生部高部说了，不管如何，医疗药价虚高都是问题，乱收费都。。
Q:你丫别提他!你再提他试试！我们医生最恨的就是他。自己当X子也算了，要我们当X子，给自己立贞节牌坊。他是不愁钱啊，有工资有进贡，可他说要救死扶伤，给我们拨过设备的钱没，说要砍调医药费，给我们保障工资没！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他自己去变出经费给病人治病去，让他自己变出金子来养家糊口去！让他试试没有国家拨款的日子。
Y:这。。。。
。。（此时我看到他激动的神情一变，更紧张了）
某女子，下称D
Q:你来了？
D:我来了。
（我明白过来。）
Y:同志，您是来劝您丈夫的么。
D对Q:我过来是告诉你，那么多年我跟你租房吃苦也就算了，当年以为你是第一刀，怎么也有三间瓦屋给我遮风挡雨，没料。。。唉，我也不多说了，嫁鸡随鸡，谁叫我爱你呢。
Q:我。。我对不住你，可我也不忍心病人啊。
D:没有房子，我不怪你，租房也好，就当流浪的浪漫吧。不过我过来是要跟你说，孩子进初中的10万元赞助费，我借了钱已经交了。咱再怎么苦，也不能苦孩子，一定要让他进那个重点中学。那10W,还是我辛辛苦苦找遍了关系，才有门路送进学校的，这好，你们药价高，还有个发票，这10W元，连个收据都没有。家里就已经这样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Q:什么？！10W？没有收据。。。。好。好一个花朵的园丁啊，教书育人的师道尊严！你看见没，你听见没！（对我），好好好，明天来个老师治咳嗽，我给他开瓶进口心脏药，看看他心黑还是白，反正吃了不会死，告诉他效果好就得了！
Y:你别急，我去举报教育乱收费，青天朗朗，怎么能出这种事情。你待着，我这就去采访他们，举报他们，还你一个公道！
D:不许你走！你回来，你要敢动了动，我先杀了你。
Y:怎么。。。。大姐。我这是替你讨公道啊，你怎么这样。
Q:是阿，你怎么哪跟筋搭住了，记者这是帮咱们啊。
D:你这个蠢猪，举报了，咱辛辛苦苦凑起来的钱不是还打水漂了。就算钱能回来，咱孩子还能进那个初中么，不进那初中，以后高中得交多少钱，以后大学怎么办！况且，老师也不容易啊。
Q:对，你不许去，如果敢去我第一刀先废了你！
Y:好，那我走，你别激动，我绝不去，绝不去。。。您两位慢慢谈。。我走了阿，我不去，绝不去，我走了啊。。。
我走在回去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不就是典型的人质的STOCKHOLM SYNDROME么（人质同情绑匪）。他们自己被绑架，又绑架了其他人来拿到赎金，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平衡？我不敢想象这种恐怖的平衡是否会造成连锁反应，象全民”保先“一样全民绑架。可即使赎回了人质，他们内心又受着怎样的煎熬和良心的谴责。而他们在做人质时之所以同情绑匪，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是不是也想到了绑匪象梁山好汉一样，只是被宋朝廷逼上绝路的呢？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绑匪的下场应且仅应有一个，被正法。可是人质家属需要象大侠一样断掉一条手臂么，而且千千万万个绑匪自己也想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样，有着悲惨的故事。
我坐在咖啡厅里，看窗外美女走来，又走去。看她们的裙角飘起，又落下。仿佛一只蝴蝶在灰蒙蒙的细雨里展示着自己艳丽的翅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小资，很小资的结局。尽管我平常最鄙视小资，如今却只有如此才能给我幻想的安慰。
在小资的小说里，人质事件通常有两种结尾：绑匪爱上了人质，要么，就是人质爱上了绑匪。
2月11日 今天你养猪了么为了维护自己不唧唧歪歪的誓言，先弄出两只脏袜子凑数。
思念杭州的时候，会去携程上读游记望梅止渴。看到别人龙井问茶，苏堤攀柳，在奎元馆吃鳝爆虾面，去知味观点猫耳朵，哪怕只是徜徉在湖边，坐在长椅上发发呆的记述，我也能感染到西湖的几分秀色－－大部分游记是粗糙的，可画饼充饥，聊胜于无。
那天却发现了至今为止在携程上看到的最好的杭州游记。http://www.ctrip.com/Community/ItineraryWri/ShowWriting.asp?writing=867319。图文相得益彰，详尽而不拖沓，细腻而不矫情。我若是杭州旅游局长，一定拿这篇来宣传杭州旅游。关于这篇游记我就不多说了，没来过的看了就有来的动力，来过的定会遗憾看到的是如何之少。其实就算杭州本地人，又有几个能有心思去寻觅荒草丛中的那块三生石－－不过也许这么只待有缘人，比起成为三潭印月那样的合影留念点来，不算不幸。在此为杭州拜谢游记作者。
刚看完这篇游记的时候，象吃了人参果似的。不过很快又惶恐――杭州真当得起这些赞美么，江南的梦，“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还有丁香般节着愁怨的打着油纸伞的姑娘，现在的杭州能让游客的这些梦一下子活过来么？
其实在其它游记里也读到对杭州的失望。很多人抱怨杭州没有江南水乡的味道。除了在西湖边的公园里，见不到小桥流水。有了，也不见美女在河边的石板上月夜捣衣。城市里充斥了高楼大厦，玻璃房子。黑瓦白墙，飞檐燕窠那些，得费牛鼻子劲，才能从钢筋水泥和霓虹灯下挖出来。岳庙旁边有一个大红肯德鸡，西湖边上是SOFITEL和HYATT，SWAROVSKI,王星记和张小泉倒不知去哪儿了，也没了悦来客栈；都锦生成了一条购物街，LV，GUCCI占了延安路的头牌。从西湖里往外看，三面山水楼阁，一面却是犬牙交错。当然，也有上海人会专程赶到杭州西湖新天地里的STARBUCKS喝喝咖啡，晒晒皮夹，他们估计恨不得满大街象形文字都改头换面成字母。这样的小资情调，让我这等农民，不敢抬头。即使没有那些失望和批评，我也常常怀疑杭州保持了几分江南古典的美丽。石板路越来越少，木头房子越来越少。日出江花依旧似火，下雨的时候西湖依旧空濛，可小巷里却少有提篮卖木兰花，收鸡毛鸭毛，卖甜酒酿的吆喝声了。青衣走雨巷的丽人，换成了鲜衣怒马开着红色奔驰跑车的选美冠军。望湖楼畔随春风秋雨，夏荷冬梅唱咏的诗词，换成了风格从仿巴洛克到仿后后后现代的房地产楼盘的从黄帝轩辕到信息时代、太空时代的针对从成功人士到尊贵人士、特殊人士的广告文宣。
还记得有一次从上海签证后坐火车回杭州，是江南常见的阴雨天。已近黄昏，雨雾包裹着窗外一带淡绿的水稻田，几座黑瓦白墙的房子由近到远，疏疏落落地散在阡陌之间。我喜欢黑瓦白墙的建筑，不单因为它有那种黑白照片似的朴净和时间冲印的质感,更喜爱那黑白组合包容周遭一切其它颜色的胸襟。另一次去德清的一个亲戚家，公路两旁的田梗上种满了桑树，亲戚家的屋门前是一鉴方塘，边上有是一个芦苇荡。毛毛雨和着微风中送着一阵阵鸭声入耳。比起来，乌镇那些所谓水乡，画皮而已。
当然，我虽为杭州失却江南古都的美而悲哀，却也不希望她为别人去刻意装扮。几年前听过一句话，觉得挺有道理，说的是古代女为悦己者容，而今女当为悦己容。一个城市，也应该为自己而美，才能美得“由内而外”。
国内言必称老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经常有鄙人叔伯语重心长地劝我混个外国护照，当上假洋鬼子了再杀回来，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功。我看除了外国护照，还得做个整形手术。待那时再把所有言论发表一通，或者索性找个长相生猛象金毛狮王一样的人现在做代言人，即使不是无往而不利，至少也事半功倍。传说尼克松当时来杭州时说了“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各届杭州政府几十年埋头苦干，砸挖建补，近几年老引出尼克松的话，然后光荣地宣布一下“杭州站起来了！”。可惜当年羞辱穷小子的地主阿财已不在，这口气出也出得不爽。到底有没有这句话，我无从考证，只能留待后人戏说了。
我们去苏格兰，当然希望苏格兰的男人们都穿着裙子载歌载舞；去日本，当然希望日本女孩子穿着和服，一低头的温柔象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去西藏希望人人淳朴好客，不干活只等客人；去纳西，去乌镇，希望他们的生活定格在那几百年前的状态－－晚上跳舞而不看电视剧，白天走路唱歌而不听MP3。可不知有几人想过裙子有多少不方便，苏格兰帅哥也得上楼下楼，防止走光，可曾有人想过如果乌镇人只是织布酿酒，上不起大学生看不起病。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梦，对旅游点尤其有着期望，总希望那些YY了无数次的，和我们习惯，厌倦了的环境不同的梦境在旅游中能鲜活起来。看惯了南方柳暗花明的人，多么向往大漠孤烟，一马平川的豪迈，却未必有心思考虑沙暴和艰苦的生存环境。厌倦了城市营营苟苟，精打细算的人，一定会陶醉乡间的简单生活，却未必能体会没有医疗，娱乐，饮食等种种声色犬马的不便。向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人，几个会考虑到黑夜大海恐怖的潮声，和暴雨时海洋的怒喝。呵呵，突然想起“人生若只如初见”，虽然我觉得这句诗没有道理，放在这儿倒似乎挺贴切。
如今的老外来中国，看到高楼林立，汽车横行，手机铃声比鸟儿叫得还欢畅，很多也是闷闷不乐。他们心中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缠小脚的姑娘吃完高梁米饭穿着灰布衣骑自行车到村外镇上庙门口朗诵毛主席语录的国家。 篡改一下一首我最喜欢的诗： 土墙是破的， 长衫是破的， 自行车是破的， 毛主席语录是破的， 在一片残破中， 走来俩老外游客， 一个背相机，一个顶草帽。
这么说当然夸张了，我没有损人的意思，只是受不了杂志报纸上动不动某些吃肉吃腻的人，感叹如今古旧的建筑慢慢消失的时候总要说“XX外国友人来到这里，觉得很可惜，好端端的古建筑，民居，怎么就破坏了呢！这些小洋楼，难看得要命，国外多的是。”诸如此类，我学不象，具体文字大家自己想象。我只是不希望杭州好不容易建了一半的现代化设施，又重新砸了全修成破房子。这次去了苏州，看了平江路上的水边民居。没有特别大的惊喜，杭州运河边上，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家，只是不为人所知罢了。不过竟真的在河边看到了一位大嫂在石板上捣衣服！一眼望去，水边木屋挂着腊肉腌鸡，配上小桥流水，的确比旁边碍眼小块瓷砖搭配铝合金窗户的粉红农民房令人更有遐想。不过走近一看，昏暗的小屋极其拥挤，估计连大电视机，新式家具都搬不进。几个屋子中间，一群人围着一个自来水笼头洗菜，旁边放着几个马桶。相比起来，隔壁的瓷砖三层农民房应该会宽敞亮堂，设施齐备得多了吧。
我打心眼里讨厌那些花花绿绿恶俗的农民房，希望人人能住上舒适实用且和周遭和谐美丽的房子。然而要把这些房子改成仿古的，又有同样居住条件，我知道在政府，在居民，现在都没有这个财力，和其它的一些东西。我虽然讨厌那些丑陋的房子，却也为那些可以在自己家洗热水澡，用上抽水马桶的人感到高兴。房子毕竟是给人住的，而且我相信，富了一阵子以后，这些花花绿绿的房子会被更美丽的新民居所替代。
从外界听取意见，吸收成果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条件。我只是不想因为尼可松的话而把某某的故居拆了修一个十二层的玻璃笼子，哪怕象JOHN HANCOCK TOWER那么美丽的笼子；也不希望看到谁因为BUSH, BLAIR或者谁惊叹没有中国韵味的小区住宅而把那里几家住得好好的人赶进同一个四合院。好比一个小姑娘一会化个浓妆想体现成熟风韵，一会又要素面朝天的清纯扮相，讨好不讨好且不去说，岂非被人笑话了。现在不都流行自信才是美么，呵呵。当年苏东坡白居易疏湖修堤，也只是为民谋利，没怎么想美观不美观。有内而外自信的美，对于城市，再简单不过－－无非市民安居乐业而已。安居乐业了，哪怕原来有不漂亮的地方有闲有钱的市民也一定会积极把它改造的漂亮。 由此又想到了致富养猪和养猪致富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致富养猪的人选猪是以自己的口味来定，选饲料是以猪的口味来选，讲究得是贴心，称心。猪如果不帅，就一定可爱。早上遛猪走，晚上兴许还陪猪说说话，培养培养感情。猪太胖了会担心它的健康。养猪致富的可不一样，虽说同样热爱猪，但目的不同，选品种那得市场上受欢迎的，饲料要经济实惠的，瘦了紧张，胖了高兴，明年孩子的学费就靠它们呢，怎么能不精心伺候呢，猪呢虽然总不免一死，却也不用担心失宠。
说回旅游去，旅游的人看旅游城市的生活，似乎也就是这一帮养猪的看那一帮养猪的。
今天你养猪了么？ 12月26日 存在和合理发现了一个经常被滥用的句子－－“存在既是合理”。
不少人用的时候喜欢偷换概念，存在了合的是什么理？天理？道理？
什么样的坏事都存在着，都合理么？既然它存在，从某一方面说，自然有因果，有其“不可避免性”，好比人会死，好比有人可能为了自己而害死别人。
可这个理和我们一般说的合理不合理的理又不同，通常意义上的合理，要么是道理，要么是情理，要么是法理。民工辛苦一年讨不到工资，煤矿工人拼了性命安全没有保障。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各种实际情况“自然”导致的，可是绝对没有道理，不合情理，也不符法理。所谓合的，不过是事务发展的“事理”，于我们的道德法律评价体系毫无相干，绝不能用来衡量对于错，合适和不合适，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对待这些的态度。
”存在既是合理“，这个结论后头，不出意外都隐含了“我管不了”，“我不用管”的意思。用它来做挡箭牌？还是遮羞布？
人是得死，可医学技术能延长了人的健康和生命。谁想合理得病一回，死一遭？ 12月8日 水蒸蛋呵呵，这个帖子放民生里。
好久没有吃水蒸蛋了，北方似乎叫鸡蛋羹*。小学的时候走读，每天回家一定有这到菜等我。至于香干肉丝，是妈妈初一初二每周四探监日来学校时的必备菜。上个周末尝试了水蒸蛋，极其失败！这个礼拜又两次尝试，前次也是阵亡，这次终于想起家里蒸的时候上面盖盘子，就封了保鲜膜－－果然劳动人民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家里吃的香干肉丝用韭黄，这里韭黄比金针菇还贵，咱就替补一下。
今天冬天回家准备温习巩固一下咱老杨家的看家菜红烧鱼块，也准备去外公家偷老吴家的红烧肉秘方。
各位同学，看了照片之后为回家好好学习，努力奋斗吧。寒假不回国的找块豆腐吧。
注：由YING和XIAOMENG指出“鸡蛋糕”的叫法是错误的，是“鸡蛋羹”,已更正，谢谢：） 房子part3没有办法理清思路，先写一个方面下来，希望能从回复中得到帮助，其它方面慢慢加。恳请指正
下一个阶段，近5－8年内，特别在大城市，房地产的价格不但会决定于地段，绿化等硬件设施，更加会决定于软件设施。物业管理水准对一套房子的价值的影响将远大于现在。
物业管理影响了楼盘的档次，业主的满意程度受物业日常服务水平影响比绿化以及配套多得多。好的物业不但能使业主满意，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更能使业主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从多方面提升物业的吸引力。好的物业，除了保洁，保安，更会在保洁的同时主意保洁员的形象，保洁的时间。好的保安，不但会保障小区安全，更加会在业主有重物时帮忙送上楼，会敬好每一个礼，在雨天为业主打伞，关心健康。（当然不同楼盘服务不一样，我们家那个：（）如此等等，从细节上满足业主的需求，替业主排忧解难。当物业让业主有家的感觉，那么就是合格了，当物业让业主有乐园的感觉，那么就是超标准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古时候就有孟母三迁，现在也讲究“白领社区”，“贵胄之地”，虽然都是广告在放屁，但也说明了人们把邻居看成居住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单位房的消失，人口的流动使邻居不再隶属于同一个小集团（单位，或者是几十年的老邻居）。早些年的商品房，由于小区公共配套的匮乏及隐私的需求，邻居之间一般不相往来。然而从最近这几年房地产的发展来看，新兴的中高楼盘大都拥有业主交流设施，会所也好，运动场馆也好。与之相伴的是业主意识的提升。网络的发展和对房地产的不信任，无意中推动了网络业主会的产生和业主频繁的聚会。这些一般从商品房预售时期就成立的业主团体由于维权走到了一起，建立了信任，而后更多的聚会则是一起玩乐，讨论问题，寻找相同兴趣爱好和人生经验的邻居，达到更高层次的人居的满足, 有些成为一起玩的玩友，有些成为知交，还有一部分形成了一个事业上互相帮助的圈子。因此邻居必将成为选购楼盘的首要考量之一。
除了房价，户型等硬件的天然筛选，优质的物业服务不但提供了生活的便利，更会提供业主交流的便利，在保证隐私的前提下满足沟通欲，更会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服务。一个“富贵社区”，就应当提供到脚趾为止的服务，让人感觉尊贵，给业主可以在豪华隐秘的地方社交的便利。然而将那套仆役式的服务应用到30，40岁高层中产社区，一是价格会高于消费能力，二是会令业主不舒服，引起反感，不如提供活动设施及轻松的交流环境。所以不同类型的物业服务，最终会吸引不同需要的业主。当房屋渐渐旧起来的时候，一个好的社区软环境却会因为积淀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价值。
房地产业从近两三年疯狂的卖方市场渐渐转入更理性的阶段。深层次的物业管理也从少数楼盘渐渐普及开去。随着现房的进一步普及和一个稳定二手房市场及房地产业内信誉体系的形成，物业管理必定会更多的进入购房者的视野。
说了那么半天，其实想说，不管是投资还是自住，找个物管好的吧，特别是如果要投资房价不便宜的楼盘，物业和升值潜力非常有关,而且是现在最被忽略的一点
小注：
参观过万科的楼盘，的确可以感到服务的水平。所以尽管万科的盘地理一般都不怎么样，房价一直不低。
10月30日 房子 part2修改中
精彩的时代悲剧多。
一代人我父母这一代，出生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少年时是文革，青壮年改革开放，中年经济转型。
爸爸小时候家里年年倒挂，我吃水蒸蛋的时候爷爷经常说爸爸他们四个孩子吃一个蛋蒸的，分四份。到年了没东西吃就去村里的河里踩荸荠，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用脚在河水的淤泥里踩，碰到了摸起来煮稀粥。
爸爸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两个人都和我讲述过他们当年一起读中学的故事。他们和镇上的另外一个人总是三个人买一份菜分着吃，还为了省几分钱的公共汽车从学校走回家（汽车开一个小时的路程，得走半天吧）。最后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没办法继续读书，两个人就逃了回来。被老师追回几次，但最后还是辍学了。
文革的时候，因为爷爷是雇农，也没什么冲击，只不过爸爸妈妈都辍学了。后来恢复高考了，我不少同学的父母就是第一代恢复高考的大学生。爸爸妈妈当时都没考上，幸好，否则就没有我了。
我的大姨本来看上了现在的村支书，但是后来奶奶嫌他们家穷，不肯给他们，最后嫁了旁边钢铁厂的工人。工人，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农村人眼里，是最好的职业。
后来改革开放了，三姨丈在镇里的企业里当供销员。爸爸妈妈在政府机关工作。
妈妈在我刚读初一的时候离职下海了，从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到要看顾客脸色的人。爸爸继续在政府。
差不多我高中的时候村里办了钢管厂，不少村里的人都做起了钢管买卖。很多人一下子富裕了起来，三姨丈也是，去年回去，跟着他做生意的表姐已经买了现代跑车，下次要问她借了兜风了^_^。那个奶奶嫌穷的人成为钢管厂的经理，大姨丈仍旧在钢铁厂领着几百元的工资。
我们现在农村的房子是1985年修的。现在房子的后头是木头的老房子，养过猪，养过很多鸡，我还喂过羊。爸爸应该在结婚前都住在那里，应该很长一段时间还不是那木头的房子。
这是我们家几十年来的历史，也是我爸爸到现在的经历。
我懂事起已经是90年代中期，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的那一代人:
改革开放之前，城里人的生活应该比农村幸福的多。刚改革开放那快，有不少乡镇企业，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一代的一部分掘到了第一桶金，应当也没有谁因为改革开放而损失。
那一代壮年的时候，经济发展最迅速。许多周围的人在那个时候抓住了机遇，真正的成为了富裕阶层，有名车，好房。同时期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不少人下岗了，在城市里－－正是他们那一代。特别在一些重工业城市，许多人一下子失去了铁饭碗，一些转业成功了，还有很多生活在边缘。
社会福利制度也改革了，房子不再分了，虽然那一代的很多那个时候有了单位房。医疗保险没有了，有的，很多单位也报销不了。大学产业化了，那一代的儿女刚好进大学。于是有双双下岗的父母孩子面对着一年上万的学费单，也有一上大学就买车，周末消费动辄千百的富裕生。大部分农村还是贫穷。因为国税和地税的改革，更多的负担到了农村基层，也就是更多的农业税费。当然，当他们的孩子毕业的时候，大学生从稳找工作到四处奔波求职。这个时候房价涨了，有能力的，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帮孩子买房。没有能力的，也许只能听孩子的埋怨或者哀叹，抱怨他们的同龄人一部分的父母在他们结婚时就准备好了车，房。当然，还有我暑假里听说的一个婴儿的四个保姆和她外公的10W满月红包。
我没有那一代人的经历，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他们。
我觉得世界变化的很快，而这些年我那么觉得的时候，肩上还从来没有担上家庭的责任。我对贫穷的理解，仅仅是小学里因为没有零花钱要翻箱倒柜找3角5分在放学路上买个韭菜饼。 我无法想象，作为一步步走过，一步步抗着家庭经历过这些的一代人，对世界的变化又是什么感慨。
10月26日 房子part1巴金死了，悼念的文章不少。却不料我在新浪上看到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巴金鲁迅也租房，当时就大笑。文章大意是这些大作家也不买房，只是租。房子贵了，小青年么应该不要不切实际的想买房，应该先租房再说。房子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如斯，竟然连刚死的名人都被拉出来帮忙。
其实关心房地产也有两三年了。和叔叔伯伯们，家里人谈起，也有很多感触。
下面一段是去年写的：
“一有空的时候，我就想房子。
特别激动的时候，想着投资一套住房，价格蹭蹭蹭地从几千到一万一个平米。 几十万的利润唾手可得。房子要大的，最少120，要有阳台，有景观，有好的物业，豪华的会馆。每天我都做着同样的梦，看着同样的地产新闻。泡沫？好，跌了好，跌了我投资。没有泡沫？没有泡沫好，一直涨，利润从几十万到百万，到。。。。。。 我承认，房地产是一剂强烈的可卡因，让我一直兴奋，上瘾。特别近一年来，看着房子价格上涨，尤其激动。而房地产的争论，更加令它刺激。 也有回头一想的时候，如果我在杭州，有一个不痛不痒的工作，月收入4000，找个不吃不喝不买衣服的，也赚4000的老婆。不知道能不能算小白领，但是应该自觉得有点拥有小白领，甚至小资的幻想的资格。 其实我的同学也要毕业了，他们估计就会变成那样的一个。这个时候，如果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了，怎么办？ 现在的房地产，能让我幻想着一套就赚几十万，怎么是不好的房地产呢？ 只不过，似乎我那体面的工作，年收入还不到5万，那个非常简朴的女朋友/老婆的5万，加起来10万。去西湖边看看吧，那里房子好，空气新鲜。两个人要能伸伸脚的房子，起码也得120平方米吧。我估计两万的房子是没有了，姑且认为有，240万，好家伙，这套房子够光鲜。三成首付，72万。。。。呵呵，原来10年磨一剑，磨得是首付啊。怪我认识不清，西湖边那是我这等小人物住得起的房子。看看偏一点的吧。可惜偏一点的，在市区内的都得6000以上啊。70多万的房子，不吃不喝也得好些年。据说连我一直鄙夷得北郊都8000了，新出来的楼盘在德清，是我在杭州乡下时的外地“乡下”亲戚的家那里，别说杭州人不把那里当杭州，乡下人也不把那里当杭州乡下。 马克思说，只要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什么事情都能干，只要有20000均价的房子，我想我这个小人物也什么都能干。 于是乎同情吸了可卡因的，和吸不到可卡因而在房产论坛上哭号的人们。” 某经济学家说房地产业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我宁可说房价绑架了社会关系，从爱情到亲情。
房价为什么高，说法多了去了，我的这篇文章也不想讨论这个。只是想写点自己想到的。
为什么小青年要买房？为什么小青年买得起高价格的房子？
请看PART2
|
|
|
